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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稳定压倒了什么？

http://view.news.qq.com/a/20111102/000055.htm 腾讯评论 > 评论 > 思想学术 > 正文   2011年11月02日09:43 新华网 于建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很严重。

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原文刊于《国际先驱导报》）

 

于建嵘 社科院学者

 

濒临崩溃？实事求是评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0_11/01/2960990_0.shtml   2010年11月01日当代中国研究所

文章摘要：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陈东林，原题：《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能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

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

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我们常说，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以１９６６年开始的第３个５年计划为例，由于全国人民发挥了极高的建设热情，计划实行不久，就显现了巨大的成效。１９６６年４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汇报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３个５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其中，攀枝花铁矿，酒泉镜铁山铁矿，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成都-昆明铁路，四川天然气等重点１９６８年可以提前２年基本建成或达到原计划生产水平。就生产来说，１９７０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１９６８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１９６７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１９７０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１９６８年可以完成１９７０年的计划指标。

面对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修改第３个５年计划草案的设想：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在１０年中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１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个设想未能实现。

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损失”实际是指少增长，而以同样方法而根据不同的数据推算得出的“少增长”数字差异颇大。例如：以“文革”时期国民收入年增长率４.９％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６年的１４年每年增长率６.２％相比较，应当得出的１０年少增长收入是２７９３亿元。但是，这些计算毕竟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显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这些不够准确的数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显然，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整个１０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３和第４个５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７.１％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并不算太慢。如果与５０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相比较，“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明显和前者不同。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６２年的指数１７３.１比１９５８年的指数２２１.９下降了２２％；而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６６年的３１４.７增长了９９％，１０年中翻了将近１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长较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并不是要肯定“文革”本身，而是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陈伟：我坚决否定学生会

http://history.news.qq.com/a/20111019/001245.htm  新闻 > 历史频道 > 热点言论 > 正文  2011年10月17日11:15南方人物周刊刘珏欣

[导读]  陈伟在写给大学新生的建议书里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我的重点是，不良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问题。”陈伟说

2011年10月9日，拍摄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梁辰）

“我不是愤青，这是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坐在书架前，再三强调。近日，他的博客文章《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引发热议。这从教6年的老师写给大学新生的建议书里称：“大学的团委和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垢纳污之地。”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我的重点是，不良制度下个人的责任问题。”陈伟说。

学生·官场

“最后走进来的是学生会主席，直到他落座并露出众爱卿平身的表情，所有人才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坐下……我那迷恋官场现形的同学前几天告诉我，他在一场学生会高层的党派之争中成为了牺牲品，打算转战团委直至得势为止。”一年多前，清华大学学生蒋方舟在专栏《学生官场无处话凄凉》里如此写道。

这次，相似的内容从副教授笔下写出来，引发广泛热议。“高校的团委、学生会，某种意义上是我国官场丑陋生态的缩影。”陈伟认为，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治组织，现在却成了“被治”组织，完全接受团委的领导或指导，从财政、学生干部任免各个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生干部的产生不透明、官僚作风盛行、不为学生谋利、学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评奖学金、参加对外交流活动等各方面优惠。

“这是常识，不算新闻了。他的大部分观点我都同意，但有些地方偏激了。”前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林怀公（化名）告诉记者，他成为所在高校的学生会主席，是因为当时校学生会内部为争主席斗得太厉害：“你也举报，我也举报，学校觉得这群人一个合格的也没有，就从系学生会空降一个我过来了。”

提到学生干部任免权，林怀公说，中山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都全校投票直选过学生会主席，但更多高校还是由学生代表大会或专门组评审团选出。“它的特殊性在于，你可以说他是选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任命出来的。”

“大家还是太高看了学生会主席，除了个别高校能拿提成有外快，学生会一分钱不掌握，都是团委老师控制。”林怀公说。陈伟在最新博文《学生会问题：行政化、官僚化大学体制之冰山一角》中也表示：“学生会组织一个活动，要经过多个程序，每个程序都要经过团委领导的同意首肯，借场地、贴海报，每个环节都要盖章。对学生组织来说，大学里面如果没有团委的盖章而在某块空地上集会，便是‘非法’行为，不用老师出马，几个保安即可将其强行驱散。”

林怀公告诉记者，即使当上全国学联副主席，毕业后大多数人还是做自己的专业，走仕途的人并不多：“当然有一些官二代通过这条途径会上升很快，那是更大的不公平。”

维权·加分

“我就是学生会的，找学生会能干啥？”北京某高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张文被问到遇上打开水不满意等问题怎么办时回答：“大家更习惯上学校论坛发帖，闹大了还起过作用，不习惯找学生会。”尽管学生会有负责帮学生维权的权益部，但他不记得起过什么作用。

某高校学生熊圆（化名）2005年因抗议食堂饭菜质量，打算发起百名情侣在食堂门口泡方便面活动，在校内风云一时。“学生会的没参与进来，但他们也挺帮忙，牵线跟后勤集团的谈判，联系场地。后来谈好了就没真泡面。”

学生会能在维护学生权益上发挥多大作用？陈伟认为，那些维权抗议活动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而林怀公表示，起码在最基本的权益上，如饭菜质量、上网问题，学生会还是经常会和后勤集团交涉，为学生争利。

暨南大学学生会前主席黄乾宇告诉了记者更积极的案例：在他们学校，接待学生的不满投诉不属于学生会管，是由学代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每年学代会，校领导都在时，还会把接到多少投诉、解决了多少列成书面报告。“很厉害的，有的还会写：某情况已经连续反映5年，仍未解决。效率还是蛮高，有关部门都害怕这一点。”

对学生会更大的争议在于学生干部的保研和奖学金加分政策。如某高校环境学院2009年保研，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可以加3分，分团委委员、学生会干部可以加2分……在保研的初评结果中，该院两个专业中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学生，都是因“分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加了3分的。

“研究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应该靠学分绩。学生干部的荣誉，不应该跟保研这些跟学术能力评价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学生们很反感这些，但政策制定时缺乏他们的参与。”陈伟说。

还好这个情况并不在每一个高校里存在。“我是学生会主席也1分没加。”林怀公说。黄乾宇也表示，他甚至一次奖学金都没有拿过。

作为香港人，黄乾宇曾经在香港的中学学生会当过主席。“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政治性很强，大陆的学生会偏服务性。至于官僚化倾向，反正在暨大学生会没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侨校的关系。我们主席、部长、干事都一起做事，当主席还得吃饭掏钱请客。”

“学生干部都要学会戴着脚镣跳舞。明知道制度在那里了，得学会绕着问题，要的是效率，去想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在那里埋怨，希望改变规则。”黄乾宇说。

我坚决否定学生会

人物周刊：你觉得学生会的这些问题在高校普遍存在的吗？

陈伟：是的。实际上，五四时期、甚至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学生会、团委都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作风还比较正派，虽然也跟加分、保研等很多利益挂钩，但官僚气还没有现在这么重。

现在它有很多手段，比如学代会投票，可以控制，找一些新生，稍微一动员就可以。或者找一个陪选的，明显没希望的人。或者设计一个主席团制，比如大家投票选10个人是主席团，至于谁当主席，不在投票范围内，由团委老师来决定。

有个南方某大学的给我发微博私信，说他们那团委书记就靠任命学生干部发财。不是简单跟老师套个近乎就能当选，真是社会上讲的叫“拼爹”嘛。有权力的，通过相关领导来给你讲，没权的话就用钱嘛。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

陈伟：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应该跟各种权力和它所带来的利益挂钩。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学生会对一个国家蛮重要的，它是大学生锻炼公共生活、学习人与人友好相处、培养公共关怀的地方。现在我们的学生会经常做不到真正代表学生发言。实际上一些抗议活动，比如说就食堂饭菜问题和校方交涉，现在高校也经常有，但往往不是学生会来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最新的一篇博客中重点抨击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体制的问题？

陈伟：对，问题不仅限于学生会，那不过是冰山一角。最近几年，大学本身的行政化、官僚化愈演愈烈，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权力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强的，是大学堕落最快的时期。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的人基本不从事教学科研，在大学的任务就是做官。走团委这条路，与基层官员相比，风险小、进步快、年龄有优势、政治上无污点。大学里潜心学术的人反而沦为边缘人，致力于科学探研的学生凤毛麟角，学术项目中充斥着“豆腐渣”工程。

人物周刊：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说你提到的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源不在学子们的象牙塔中。你怎么看？

陈伟：具体到学生，在其中的责任可能是最小的。但我探讨的重点是，一个不太好的制度下个人责任的问题，我希望作为时代先锋的大学生能承担起公共责任。

近年来，学界谈论问题时流行说“体制”怎么样，不仅没有推进社会进步，反而给作恶者提供了借口，它消除了人在做出坏事后通常具有的负罪感。我博士是研究汉娜?阿伦特的，她有一个重要观点：在不太好的制度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体制在哪里呢？不是说独立于我们每个人之外，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今天所做的事情、所做的选择之中。

人物周刊：学生会的存在还是有一些它的意义吧？

陈伟：目前体制下，可以说没什么意义，还不如兴趣社团、志愿者公益活动，甚至不如去做家教。我还是倾向于坚决否定，都学马克思主义，你有一点点犹豫，他就说主流是好的，只是个案嘛。你到最后推不进任何改革。扭转大学官僚化、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深刻反思党团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大学中的地位，我希望能起到一点这个作用。

 

 
复旦教授：“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走到尽头

http://news.qq.com/a/20111024/001533.htm 新闻 > 历史频道 > 热点言论 > 正文 2011年10月25日08:29人民网  唐亚林

[导读] 河南新郑市发改委涉嫌伪造省发改委批文强拆农民建材厂，此事件让“批文政治”背后的“公权力通吃”乱象浮出水面。此事件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原题为《“批文政治”的隐忧》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2011年10月14日，媒体报道了“河南新郑市发改委涉嫌伪造省发改委批文强拆农民建材厂”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通过此事件也让一个长期被掩盖和忽视的“批文政治”背后的“公权力通吃”乱象浮出了水面。

当今社会出现了众多冒充名牌的“山寨产品”，出现了众多“假、毒、劣”食品等等社会乱象，人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它们已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由堂堂的政府部门打着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旗号，将外地商家骗到当地任意宰割;实施“钓鱼式执法”，非法谋取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乃至这次“河南新郑市发改委涉嫌伪造省发改委批文”事件中，由政府部门通过生产“山寨公文”，公然下套，欺骗商家投资办厂，乱收用地手续费，肆意谋取私利，更是将“公权力通吃”乱象推到了极致。尤其是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与相关公职人员上下勾结，利用制度与政策的缝隙和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现实，公然“设租”与“寻租”的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包天的地步。

“公权力通吃”之种种乱象，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了人们脆弱的神经和想象力，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道德的底线，无不折射出当代中国转型期公权力运作的严峻生态和冷酷的社会现实。

由“批文政治”催生的“公权力通吃”乱象，首先反映了公权力在部分地区和部门不受制约的残酷现实。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其中，首当其冲的工作是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孕生且不断得到强化的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对市场、社会、资源的管理与配置方式。然而，由于这一关乎政府部门权力与利益重新调整的重大变革行动一直都是在政府部门自身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其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在各种由头的说项下反而变相地得到重新加强。

由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部门与官员来对自身权力和利益进行重新配置，而不是由产生它的代议制机构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法律与权利的根本限制，不仅在理论上、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在实践上也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必然是陷入公权力自我膨胀的恶性循环境地，这也是“批文政治”得以盛行与“公权力通吃”乱象频现的根本原因。

其次说明了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观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人治环境中，在以GDP崇拜为核心的官员政绩驱动型考核体制下，一些地区与部门早已将造福地方、造福民众的根本宗旨置于脑后。一切服从于个人的官职升迁与政绩需要而罔顾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的片面发展观、畸形发展观，已经给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和巨大的创伤，更为严重的是“公权力通吃”乱象让个别地方政权陷入黑恶化境地，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让民众对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发展丧失信心。

最后，此次事件也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意识形态的羁绊以及相关制度、法律、政策的空白，各地为了推进改革进程，不得不在法律和政策的边缘打起“擦边球”，甚至要“遇到红灯绕着行”，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今，当代中国已进入全面发展与转型的新时期，如果我们还将这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孕生的权宜之计当作特色，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特色发展战略，其后果将非常严重，甚至会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引入歧途，因此我们要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战略布局，注重从制度设计上去铲除“公权力通吃”乱象滋生的土壤。